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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金錢利誘，到正常采訪被干擾，甚至人身自由、人身安全受到威脅……從事調(diào)查性報道的記者自身面臨怎樣的生存困境？
在近日舉行的2010年度調(diào)查性新聞報道研討會期間，《瞭望東方周刊》總編輯助理孫春龍、《財經(jīng)》雜志市場與法治部主管丁補之、《成都商報》記者李建軍，就相關話題在中青在線做了網(wǎng)絡訪談。訪談由中國青年報法治社會新聞部副主任楊亮慶主持。
“遭遇過給我倒一捆捆的錢”
中國青年報：搞調(diào)查性報道的記者經(jīng)常遇到眾多障礙，請談一談實際工作中，有沒有來自資本的贖買？
李建軍：在山西，“紅包記者”有很大空間。我遭遇過金額最多的一次，有人突然到我賓館，拿一個大帆布袋往桌上倒一捆捆的錢。我肯定不要，但是有人會要，選擇賣掉自己的良心。我們2010年揭露的“記者村”里，假記者不但自己開煤礦，還可以保護黑煤礦。
中國青年報：我聽說山西的記者還押運運煤車？
李建軍：有的，一個車一個月收1萬多元的保護費，交警聽說是記者的車，只在本子上記錄一下，十次以下不罰款，但如果超過十五次就開始找記者“分贓”了。
如果選擇那樣的話，你很可能會發(fā)財，但我是不敢要，主要過不了自己這一關。既然你要監(jiān)督別人，你自己必須干凈。
丁補之：《財經(jīng)》雜志有一點做得好，那就是采編完全分離。大家各司其職，相當于像西方三權分立，在制度上減少了尋求贖買的機會。
李建軍：問題是中國像《財經(jīng)》這樣的媒體太少了，一般發(fā)育還不夠充分的市場媒體很多時候硬不起來，受制于他人。
孫春龍：媒體受限制是非常普遍的現(xiàn)狀。《瞭望東方周刊》創(chuàng)刊時，抵御過的最大誘惑是1000萬元，它的支撐來源是哪里呢？我想，對新聞的理想主義是支撐我們堅守的一個最大動力。包括《財經(jīng)》，之所以能堅守，更多的不是因為有錢，而是因為一種職業(yè)精神。
我們的采訪環(huán)境越來越艱難
中國青年報：我們面對的除了現(xiàn)實的金元寶，是否有可能還會遇到真實的拳頭和匕首？
李建軍：在做一些難度較大的報道，或者你的報道有可能傷害一個相對較強大的利益團體時，自己的精神確實高度緊張，走路不敢走中間，因為害怕車禍。那次在蒲縣采訪，吃飯時就看到幾個人拿著刀子在外面等你，然后你回賓館他就尾隨著你。
自己的手機害怕被定位，最恐怖的時候，我自己租兩三輛車，拿自己的手機放在前面的車里，探路看前面有什么狀況，然后自己的車押后。其實也許多慮，但是這種傷害一旦出現(xiàn)就可能是致命的，必須時刻提心吊膽。
孫春龍：從我們《瞭望東方周刊》整體的情況看，環(huán)境的確越來越艱難，僅僅去年一年，我們的記者就三次被公安人員或者帶到派出所，或者拘傳。
最嚴重的一次是我們的記者周范才，當時在廣西荔浦采訪征地的時候就被直接開拘傳證帶走。我和公安人員在電話里說：“不能把我們的記者帶走，你不能沒有任何的合法手續(xù)。”他當時很牛：“我馬上給你開一個�！敝苯幽贸鲆粋�空白的拘傳證，寫上記者的名字就帶走了，當時我們沒有任何辦法。后來通過當?shù)匦氯A社分社的協(xié)調(diào)，很快記者就安全了。
記者王立三在2010年兩次被警察帶走，一次在吉林采訪水災，另外一次在遼寧采訪的時候，主要是政法委一個副書記，可能和他說了一些比較過激的話，然后把王的相機通過其他人搶走，是王立三自己報警的。
這三件事情在網(wǎng)上后來引起了非常大的反響，也說明一個情況，的確是我們的采訪環(huán)境越來越艱難，遇到的壓力、挫折越來越大。
丁補之：2010年我們的記者也是因為采訪征地的事件，半夜被帶走。我跟記者提醒，去當?shù)匾晕冶Ｗo，多帶點現(xiàn)金，不用信用卡，隨時更換手機號碼。
但是因為公權力的無孔不入，很容易把記者找到，而且?guī)У脚沙鏊�，就說在24小時之內(nèi)協(xié)助調(diào)查，很多記者不一定能應對，另外對采訪也造成干擾。
比較有名的是伊春空難，因為記者去殯儀館被帶走，然后記者整體非常悲憤，打出條幅來“警察不能隨便抓記者”。
“更相信同行抱團取暖”
中國青年報：哪些部門是應該保護記者的部門？
李建軍：法律上宣傳部是應該保護記者的，公安部門應該保護所有公民。記協(xié)是我們自己的家，我們交會費理所當然應該受到保護。但我更相信來自同行的保護。
我有一次自己一個人調(diào)查遭遇危險，感覺孤單無援而恐懼，感覺自己被世界拋棄了，那會兒自己寫了遺書，這個事情能做多久？但是后來同行迅速而有力的聲援，讓我非常溫暖，受到鼓舞。
丁補之：調(diào)查性報道本身是一個很孤單的工作，的確需要和同行一起抱團取暖，更多地相信同行的聲援。
孫春龍：我們可以發(fā)現(xiàn)2010年好多起事件當中，這種共同體已經(jīng)悄然形成，比如我們的記者周范才被拘傳的時候，僅僅十分鐘之后就傳播到網(wǎng)上，已經(jīng)有同行給當?shù)毓簿珠L、縣委書記打電話。我覺得最起碼會給當?shù)匾粋�提醒。
中國青年報：記者去做調(diào)查性報道其實是一個職務行為，為什么最后很多跨省追捕或者進京抓記者，都變成了個人的事？
孫春龍：因為如果對單位的話，他的威懾力可能顯現(xiàn)不出來，如果真的抓一次記者，以后可能會很老實。
李建軍：記者總是在幫他人維權，但自己如果遭遇公權力傷害，反而比普通群眾更無助。
中國青年報：在調(diào)查性報道刊發(fā)以后，有沒有遭到法律上的麻煩？
孫春龍：《瞭望東方周刊》有好幾起，但其實我們非常歡迎通過這樣一種司法渠道來解決問題，現(xiàn)在反倒不采用這種方式，找一些權勢部門來壓制，這是最讓人感覺苦惱的事。
中國青年報：《財經(jīng)》是最重視通過法律渠道維權的，每期都有反侵權公告。
丁補之：是的。以前同事說過一句話，你在報道發(fā)出來之后，可能就是最安全的，因為發(fā)出來之前你在和看不見的敵人斗爭。
《財經(jīng)》的做法是強調(diào)專業(yè)性，每期的稿件都要有學術顧問過目。我們還有專門的法律顧問，對一些敏感的、可能有訴訟風險的稿件也要過目評估。
中國青年報：最后，請用一句話來總結，你們對搞調(diào)查性報道的記者面臨的困境以及解決途徑的想法是什么？
李建軍：要說對調(diào)查性報道的希望，目前為止只求一點，來自內(nèi)部的阻擋少一點，就足夠了。
孫春龍：讓每個記者能夠非常有尊嚴地生活和工作，每個記者也都和我們公民一樣。
丁補之：我們盡量以專業(yè)主義來要求自己，我一直用一句話來啟迪自己：只有一顆悲憫而溫和的中國的心，才能讓我們做好中國的媒體。 |
